1994年冬天，大雪過後，曼哈頓街頭的冷風愈加迫人。媽媽開著破舊的Nissan，為了省二毛五的停車費，在每個電影學校的外圍兜轉著，等著她那懷抱電影夢的台灣兒子，和每個白人系主任激辯，走出系辦，回到暖氣不足在車內穿著厚重不斷搓手取暖的媽媽身邊。 媽媽總是不會忘記在西哈林區鬧烘烘的麥當勞，為我買加很多奶精的熱咖啡。

1996年初，為了使用AVID電腦剪接設備，我選擇了紀錄片作為畢業製作，一方面也避開了手工業式一格一格剪接的Steinbeck。也許在台北時對於紀錄片是沒有欣賞的基本訓練的，更沒有厚實的知識基礎。當年的我的確對紀錄片這個類型有著某種刻板印象：紀錄片是較為乏味，缺乏想像力的。 這時我見識了黑人愛滋男同志Marlon Riggs，他立刻擊敗了什麼楚浮費里尼賈木許。我偷偷立下志願，我-想-要-變-成Marlon Riggs。馬龍•瑞格在短暫的一生中，用紀錄片與種族歧視、同性戀歧視、愛滋歧視奮戰。每隔幾年，他驚世駭俗的新作在美國公共電視播映時，毫無例外，他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了中產保守的白人觀眾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聲嘶力竭地在賴瑞金的現場節目為他的族群、他的身份認同、他的污名大聲抗辯。 馬龍•瑞格終究死了。他的影像，他的紀錄片卻從不終止這個抗爭的旅程。

我開始在紐約城內所有塵封的影像圖書館裡，挖掘台灣金馬影展、遠流電影館之外的大師。我開始尋找新的認同。這個認同是紀錄片的，同志身份的，弱勢者發聲的。

1996年到1997年，我和陳明秀幾乎投資了兩年的生命在我們的第一部紀錄片「不只是喜宴」上頭。我想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，在上游（前製作業）、中游（拍攝/剪接）之外，對台灣電影環境沒有奢望的我們，開始胼手胝足奮力向下游（國際影展/評論/發行）走去。 在這樣的完整過程之後，「美麗少年」的誕生其實就是源由於好單純的創作欲望。我懷念著那種腎上腺素燃燒的工作狀態。我開始記錄十二位同志少年的一些生命時刻。和異性戀朋友們擁有的資源比起來，台北城內的同志地景實在寥寥可數。而或許正是這樣，「美麗少年」最後呈現的三個男孩的青春記憶，或多或少捕捉了一些當代男同志次文化豐富的細節。 奇妙的是，觀者往往不解，為何「美麗少年」呈現的同志文本如此明亮歡快，獨缺悲情？有一個微妙隱約的結構性原因，也許只有手持攝影機的妳我，悄悄地耳語，方能意會明瞭。我不忍心，也沒有權利「真實地」纖毫呈現某些傷痛的同志家庭記憶。我必須先少年們及他們的家人一步，捫心自問，「播出之後呢？」熟捻影像生產/傳播流程的我們無可避免地肩負更多責任。

我的好朋友紀大偉說，美麗少年有著獨特的同志幽默，如同本地gay bar特產的午夜整點恰恰舞步，這邊飄過來，那邊盪過去。我只彷彿記得，那個好三八的日本導演拍的「浦田進行曲」，讓少年的我在黑暗中隨著纖柔女伶松阪慶子情緒起伏。可不可能，同性戀的、台灣人的「美麗少年」，可以在銀/螢幕上散發出一樣楚楚動人、撫慰寂寞青春的款款深情？